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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官老张轶事》观后感



情是情，法是法。

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——《圣经·新约》（和合本）

电影《法官老张轶事》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西部农村。老张是一名基层派出法庭的法官，憨厚正直，在群众中颇有威信。村民刘三喜带着律师找到他，要告自己的老丈人老庆和小姨子。三年前，三喜的媳妇难产而死，无情无义的三喜把刚出生才三天的秀秀丢弃在老丈人家又另娶妻。法院判决由小姨子担任秀秀的监护人，三喜支付抚养费。如今，三喜非但从未支付孩子的抚养费，还因为媳妇不能生，把小姨子告上法庭主张监护权。从情理上说，三喜确实不配做孩子的父亲；但是在法律上，三喜作为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拥有合法的监护权。这让老张法官伤透了脑筋。几经周折，对双方的调解还是失败。在村里举行的第二次公审大会上，老张依法判决，作为秀秀的父亲，三喜是合法的监护人。

故事讲到这，问题出现了，法律没有救济善良忠义之士，反而为薄情寡义之人作伥，而好人老张法官悲情地扮演了道具的角色。暂且不论究竟为何（可讨论的原因可能有立法的不完善、司法能动主义等，这类的讨论必然会涉及价值判断），恰恰是这样的判决结果强有力地彰显出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张力——如此阐述，纯粹是事实（现象）描述，无关价值判断。所谓的“情理”，通俗得说，就是老百姓之间讲的理；学理上可以近似等同于民间法。民间法是“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行为准则，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类行为，合于理，利于人的起码价值标准”，“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的逐渐（非成文）制度化的规则”，有别于法律（国家法）。这种张力的表现在影片中比比皆是，譬如，老张在给小姨子家送传票时，老庆怒道“好人去什么法庭啊”，老张解释道“人家起诉了，法院受理了，你们就要应诉”；又如，在法庭公审现场，原告律师指责老庆“你不是诉讼当事人，这没你说话的权利”（依照民事诉讼法，老庆确实不是当事人），老庆气愤道“我不是当事人，我替他养了三年的孩子，现在打起官司来，我不是当事人”。

为什么这种张力在乡土社会[①]中会存在，如果化解这种张力？难道我们忍心苛责乡土社会人“不懂法”，或者给他们扣上一顶“法盲”的帽子问题就解决了吗？有人说，开展普法教育，送法下乡。问题在于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，绝大多数人的具体生活世界是很小的，其中的人际关系总是非常密切。商品买卖需要合同法吗，分割家产需要继承法，纠纷解决需要诉讼法吗？他们不需要法，乡土社会“本身仍然是没有，或只有很少正式法律的‘社会’”。没有法律的需求，法律供给的必要性显然值得推敲。当然，需求是可以刺激、引导而产生的——譬如，那个著名的推销故事：去某一不穿鞋的岛国推销鞋子。假定法律被成功地移植在乡土社会中，苗已经种下，它能自己生长，长成参天大树吗？法治本质上是规则之治（rule of law），形成社会秩序，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。在乡土社会中，规则之治中的规则主要是民间法，而非法律（国家法）。法律如果想在乡土中生长，必须打破民间法的垄断，前提是它得有竞争优势。但事实上，法律有吗？对于绝大数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，法律都是一项奢侈的公共产品，打官司需要支付一笔律师费，耗时耗力，结果可能“赢了官司，输了人情”。当纠纷出现时，他们往往会选择成本更低、风险更小甚至可能更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，而民间法恰恰能满足这种需求。当民间法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时，他们才可能转向法律。所以，在农村生活过的人，大凡知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，不是上法院或者找律师，一般会找村干部调解。调解的成本也很低，一般是一两包烟、几杯开水——大家一块抽着烟，喝着开水，把问题办了。所以，在一个乡土社会中，“法盲”是幸福的。

当然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，传统的农耕文明日渐式微，乡土社会虽不至于土崩，却呈瓦解之势。[②]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，乡村已成为老弱病残的后方留守处，城市人安放乡愁之地。一旦进入城市文明中，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立马就会被替换为陌生人（半熟人）关系，你无法预知下一刻打交道的对象。基于此，熟人社会中所孕育的规则在此几无用武之地，换言之，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必须让位于其他的社会调整机制。谁能担此大任呢？道德或法律。前者的运作基于人们的自觉遵守，后者仰赖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，二者的功用归于一：形成社会秩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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