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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追光者》观后感


按照社离退办的通知要求，5月18、19日晚上，我坐在家中电视机前，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教材封面在CCTV-9的荧屏流转，《追光者》的镜头带我穿越了七十余年的时光长廊。作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一名退休员工，那些铅字油墨的气息仿佛穿透屏幕扑面而来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职业记忆。纪录片中那些泛黄的书页不仅是知识的载体，更是一部用特殊语言写就的共和国成长日记，记录着国家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个坚实足印。

《追光者》以敏锐的历史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：教材出版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行为，而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文化工程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新之际，那一代人接手的几乎是空白的高等教育出版版图。1954年，当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前身——商务印书馆教材编辑室成立时，办公室里屈指可数的编辑人员面对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为新生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构建完整的教材体系。纪录片中展示的早期《高等数学》《普通物理》等教材，其编写过程本身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爱国史诗——华罗庚、钱学森等大家放下研究，亲自参与教材编写，他们在稿纸上写下的不仅是公式定理，更是一代人对民族复兴的殷切期盼。

当纪录片镜头切换到新世纪时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。那些我曾经参与印刷过的教材，如今已成为历史展品。互联网革命彻底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，而高教社也完成了从纸质出版到数字出版的华丽转身。《追光者》没有回避数字转型带来的阵痛，真实记录了老一辈编辑学习新技术的艰难过程。这种诚实纪录更具说服力——教育出版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一代代出版人不断自我革命的结果。MOOC、SPOC等新型教学模式的出现，使教材从静态的知识载体变为动态的学习生态系统，这一转变恰恰呼应了当代中国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。

《追光者》最打动我的，是它对“教材人”群体的深情刻画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1999年大学扩招，教材出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“井喷期”。作为扩招的亲历者，编辑的创造性劳动、校对的精益求精、印制的监督管理、印刷的开足马力生产、发行的市场化突破，共同构成了一幅“速度与质量博弈”的时代图景。教育出版事业正是由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“追光者”支撑起来的，我们追逐的是知识之光、文明之光，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。

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传统出版的今天，《追光者》的播出具有特殊意义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载体如何变化，教材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不会改变。从“铅与火”到“光与电”，变的只是形式，不变的是教育出版人对知识传播的坚守、对时代责任的担当。当看到纪录片结尾展示我国教材走向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画面时，我由衷感到欣慰——中国教育出版已经实现了从“引进来”到“走出去”的历史性跨越。

合上记忆的相册，我更加确信教材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。一部教材的变迁史，就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历程的缩影。《追光者》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，教材出版仍将肩负起传播知识、传播文明、推动创新的神圣使命。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和永远的关切者，我愿这份追光的精神永远照耀中国教育出版的前行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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