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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正义的无力感》

——法治剧《重器》观后感



作者：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

张守强

看完近期热播的法治剧《重器》，最刺痛我的，不是法庭上的慷慨陈词，而是一个少年在刑场上留下的那道眼神。

杜晓辉被执行枪决时，陈一众就站在人群里。没有慢镜头，没有配乐，只有一声枪响，和一个人从此被改写的后半生。很多剧会把这种时刻处理成“觉醒的号角”，但《重器》没有。它只是把那份无力感，原原本本地摆在观众面前。

这种无力感贯穿全剧始终。五个法学院毕业生——陈一众、余高远、张丽慧、夏英杰、陆则铭，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7年刑法修订，投身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等不同岗位，他们见证了中国法治从粗放走向规范化的艰难历程。

但他们见证的，更多是正义姗姗来迟，甚至永远缺席的遗憾。

01

“没赢”的案子

才是最真实的法治史

这部剧最大的写实，是它从不掩饰那些“没赢”的案子。

邱阿桂杀夫案的平反拖了太久。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女人，在忍无可忍后杀了丈夫，她的悲剧被看见了，但正义来得太慢。律师为被告人辩护，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牢狱之灾——李乡律师因坚持无罪辩护遭遇不公，直指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法治根基问题。余高远在法庭上的理想主义一次次撞上现实的南墙。

更让人无力的，是方淑梅。她是名牌政法大学毕业的审判员，业务精湛，却常年遭受丈夫的家暴。审判当日，丈夫酒后到法院闹事，当众扇了她一个耳光，她未作反抗，以极为自然的方式忍受了一切。一个在法庭上裁决别人命运的人，却无法裁决自己的命运。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法治处境——法律在门外，暴力在门内。

还有闫继才冤案。一个深夜载客的出租车司机，好心等候中途下车的女乘客，却沦为杀人嫌犯。死者指甲缝里的皮屑DNA与他并不匹配，身上全无搏斗伤痕——可他还是被判了死缓。证据不足，疑点重重，但正义依然缺席。

这些案件让人看得如鲠在喉。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：“《重器》让人憋屈，但更让人清醒——它提醒我们，今天的规范与从容，从来不是从天而降。”

02

无力感的根源：

制度的“成长痛”

这种无力感从何而来？来自制度本身的“成长痛”。

1979年，新中国第一部《刑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颁布，改变了之前“无法可依”的局面。但法律的颁布不等于法治的实现。

1983年，五个法学生到南余县实习时，正值“严打”时期。罪责未必至死的罪行被从严处理，“流氓罪”被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。那段“从重从快”的司法状况被如实还原。

彼时法律法规尚不健全，办案流程不够规范，司法理念新旧交织。没有完善的法条可以参照，没有成熟的办案经验可以借鉴，很多裁判只能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艰难权衡。这就是法治拓荒年代的真相——公平正义的实现，被制度的不完善拖了后腿。

正如剧中所言：“法之重器，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。”但那个年代，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“慎”，也做不到“慎”。

03

无力感之后：

看见传承的力量

然而，正是这种无力感，让这部剧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《重器》不提供“神探开挂”的快感，而是老老实实地把法理与人情的拉扯、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摊开给观众看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法治的进步从不是某一场漂亮的胜仗，而是一连串的遗憾之后，还有人愿意站起来，扶起倒下的旗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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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淑梅被丈夫扇过的那记耳光，最终化作了她在邱阿桂案卷宗上多停留的那几秒目光；夏英杰熬过的通宵，变成了后来人手里更厚一叠的证据材料。没有人是孤立的英雄，他们只是把上一代人的伤口，小心翼翼地包扎好，再交给下一双手。

所以《重器》的“重”，不是宏大叙事的重，是接力的重。它让我们看清：今天法庭上的公平正义，是被无数无名肩膀托举起的结果。那些岁月并没有被遗忘，而是沉进了地基，让中国法治于无声处，蔚然成林。

结 语

法治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完美秩序，而是岁月打磨的成果，是一代代人以青春为薪、以初心为刃，艰难摸索、反复纠错、默默坚守，才铸就的国之重器。

《重器》最打动我的，恰恰是它承认了正义的无力感，却不因此而绝望。它告诉我们：正义有时会迟到，甚至会缺席，但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“没赢”的案子，还有人愿意在遗憾之后站起来，法治的根基就不会动摇。

那些无力感，最终化作了推动制度进步的力量。这或许就是《重器》留给观众最珍贵的启示——承认无力，但不放弃前行。 观后感 http://www.guanhougan.cc/juping/3726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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