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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力抵抗新自由主义叙事——《牧马人》观后感
1982年，谢晋导演的《牧马人》上映时，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——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，物欲的闸门正在缓缓升起。四十余年后的今天，这部老电影因一句“老许，你要老婆不要”在短视频平台再度翻红，豆瓣评分从8.3分涨至9.0分，观影人次累计超过1.8亿。这一现象本身便构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文化事件。

我们生活的时代正被“精致利己主义”的风气所侵蚀，在戴锦华教授看来，这是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。“精致利己主义”这一概念最早由钱理群教授提出，用以描述那些“高智商、世俗、老到、善于表演、懂得配合”的利己主义者。他们精于计算得失，善于包装自己，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资源交换，将人生目标简化为利益最大化。
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《牧马人》的许灵均，成为一面映照时代精神的镜子。本文拟从物质主义批判、劳动伦理与家国同构叙事三个维度，探讨这部四十年前的老电影如何为现代人提供一剂精神解药，并在此基础上追问：为何这剂“解药”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难以真正实践？

一、物质主义的祛魅：许灵均的“反计算”选择

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核心特质，是“计算”——永远在评估每一段关系的投入产出比，每一次选择的利弊得失。人生被简化为一本账簿，情感、尊严等本不可衡量的东西，被量化为可交换的筹码。

许灵均的选择，恰恰是“反计算”的。当父亲许景由从美国归来，带着巨额财富要将他与妻儿带往“自由世界”时，许灵均面对的是一道看似简单的选择题：一边是唾手可得的财富与舒适，一边是持续的贫穷与艰辛。从“经济人”的角度计算，前者是最优解。但许灵均选择了后者。

影片通过镜头语言的对比强化了这一价值选择：“影片开场即是草原的自然风光，许灵均和妻子坐着摇摇晃晃的木板推车”；在北京见到父亲后，镜头呈现的则是“繁华的夜景，舞池里穿着时髦的人们摇曳身姿，饮料是咖啡和威士忌，餐厅桌上摆满十一道菜”。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，通过空间的并置显得触目惊心。

空间的分割，也是价值观的分野。父亲的形象代表了“追求个人的自由、享受物质带来的快乐”。而许灵均的选择是对这套逻辑的抵抗。许灵均在面对山珍海味时，心里想的是：一顿饭，三个人竟然要花80块。他在牧场劳改多年，也只攒下40块钱。

影片中，父亲有一段更加直接的自白：“在财产上，我是亿万富翁，可在感情上，我却是一贫如洗，说得准确些，我是一个乞丐。”这一自白构成了对物质主义最有力的批判——它揭示了物质富足与精神贫瘠之间的悖论。父亲的矛盾和“求而不得”，“一方面既肯定了游子归国的忠诚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力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对城市文化和物质主义的批判和反思”。

许灵均的选择之所以具有意义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真相：人生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获取了多少可计算的利益，而在于守护了多少无法计算的东西——比如尊严、情感等。

二、劳动的重估：从“价值计算”到“价值创造”

精致利己主义的另一个症候，是对“劳动”的异化理解——劳动被视为获取利益的工具，而非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。袁剑教授发表论文《社会转型期劳动与知识再结合的危机——以电影〈牧马人〉为例》，从劳动与知识关系的角度，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袁剑指出，电影《牧马人》上映时，“全国农村正在经历分田分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大变动”。影片对两种劳动形式的表现具有转型期电影独特的意识形态特征：前半部分表现集体劳动，后半部分以小农户劳动为主，划分的标志性情节是李秀芝的出场。

李秀芝这一形象的塑造，集中体现了谢晋对劳动的正面书写。袁剑分析道：“李秀芝热爱劳动和强大的劳动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，脱土坯、收拾家务、饲养鸡鸭鸽子兔子、养育儿子……她样样在行。”更重要的是，李秀芝的劳动观与物质观具有鲜明的道德内涵。影片中她教育儿子清清的段落，带有鲜明的道德宣传色彩：

“清清，妈跟你说，那是爷爷的钱。钱，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，花得才有意思，才心里安逸。像我买盐，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呀。对不对？我买辣子，我知道那是我割稻子赚来的。我给你买小人书，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。不是我们自己的钱，一个也不要。这叫志气。”

袁剑在分析这段台词时指出：“卖鸡蛋换盐，用割稻子、加班打场换来的钱买辣子、小人书，李秀芝的这种经验性表达反映了她‘勤劳致富’的劳动—物质观念。与集体劳动不同，市场交换是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关键因素。”李秀芝“勤劳致富”的另一个逻辑是多劳多得，反映出“追求物质利益得到了正面肯定甚至鼓励”，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逻辑。

另一句重要的话是李秀芝几乎贯穿全篇的宣言，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这句话出自1939年的苏联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。这个场景发生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，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，全国处于饥荒之中，物资极度短缺。电影中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细节：瓦西里的妻子在家里饿得奄奄一息，家中只剩最后一块面包。她趁瓦西里不注意，悄悄把面包塞进他的口袋里，想让即将外出执行任务的丈夫吃。瓦西里与妻子拥抱告别时，又偷偷地把那块面包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悄悄放回桌上。然后，他看着妻子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：“不要难过，不要哭，会有的，都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”。更加难过的是，电影中瓦西里对妻子说这句话时，正要前往乡下征粮。这句话在《列宁在1918》，本质上是一句革命乐观主义的宣言——它不承诺明天就有面包，但承诺只要坚持下去，面包终会出现。

不同于秀芝，许灵均的痛苦是知识分子式的——他读过的书、受过的教育，让他对苦难有更复杂的感知。而秀芝的痛苦是生存层面的——饥饿、无家可归、朝不保夕。但当她说出“面包会有的”时，她没有许灵均的犹豫和纠结，只有一种更纯粹的、几乎是本能的信念。这种本能的坚韧，与自然、祖国的意象是一致的，也是支撑许灵均没有选择自杀，也没有选择去西方的根源之一。

另外，瓦西里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战争和饥荒，是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危机。而李秀芝说这句话的背景，是两个人的小家庭——她要解决的不是国家的粮食问题，而是“这个家能不能过下去”的问题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私人生活”的转化，恰恰是《牧马人》这部电影的核心特征之一：用家的温情抚慰个体在国家层面遭受的巨大创痛；用私领域情感连接解决公共领域遭受到的制度性不公。

许灵均本人，同样经历了劳动的“再教育”。初到牧场时，他在马圈被马抚慰、“挽留”，甚至“阻止”他自杀。袁剑分析道：“这触动了他对荒凉草原的认知转变。许灵均意识到，通过劳动建立起与大自然的关系，能够开启全新的有意义的生活，这个新的认识成为许灵均转变为劳动者的关键的心灵引导。”

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提出，劳动是“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”，“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，而且能动地、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，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”。袁剑引用这一论述指出：“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交融的过程，当人改造劳动对象时，自然就成为‘人化的自然’。与此同时，人作为‘对象化了的自身’，成为被自然改造了的自身，带着人的劳动创造的印记。”经过长期的集体劳动锻炼，许灵均“身体从柔弱变得健硕，具有了体力劳动者的气质形象”。

现代人之所以陷入意义的空虚，正在于他们将劳动异化为纯粹的利益获取手段，而切断了劳动与自我塑造、与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的意义。只有将劳动不仅视为谋生手段，更视为人实现自身价值、确认自身存在的方式，人的虚无感才会被真正解除。

三、家国同构的伦理重构：从“原子化”到“共同体”

精致利己主义的后果之一，是个体的“原子化”——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冰冷的防备与算计。而《牧马人》提供了一种对抗“原子化”的精神资源——“家国同构”的伦理结构。

“家国情怀包含两个层面：小家和大国，千万个小家组成了国家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，家国即是一体，因为爱国才恋家，因为恋家才爱国。”许灵均的爱国之心与爱家之情交织，共同决定着他的最终选择：“留下来，他舍不得祖国，更舍不得家人和乡亲。”

这一分析触及了“家国同构”的伦理核心。许灵均对国家的情感，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具象化为对妻子秀芝、儿子清清、牧民乡亲的牵挂。有评论指出：“在中国，国和家的命运太密切了；在中国，国的命运也是家的命运。”这种自下而上、基于生活实践的认同路径，恰与原子化的现代人的“自我中心”逻辑形成对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对“家国情怀”的表达并未停留在知识分子层面。农村妇女李秀芝虽然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，却同样体现了对家国的朴素情感。在丈夫出发前夜，她望着地图说：“你走不了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的孩子，舍不得郭谝子、董大爷，你还舍不得它（墙上的中国地图），你可以把它装在口袋里带走，可那是空的，祁连山你背不走，大草原你背不走。”此时，李秀芝这个形象，已经从一位朴实的贤妻，升华成为伟大的祖国母亲。

父亲许景由的形象，从反面印证了“家国同构”的伦理意义。影片尾声，他以一种略显卑微的姿态说出最后的请求：让儿子帮自己在大陆买一块两米长、一米宽的墓地。这一细节揭示了一个悖论：即使许景由在美国拥有亿万资产，却依然是“异乡漂泊、落寞孤独而渴望魂归故里的老头，和清贫却踏实幸福的儿子形成鲜明对比”。

将谢晋电影的“人民性”视为“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集体的人是互相指涉、不可分割的”。这一论断可作为理解《牧马人》“家国同构”伦理的注脚。现代人之所以陷入孤独，正在于他们切断了与共同体的联结。在谢晋看来，只有走出自我的孤岛，与他人、土地、家国建立深刻的联结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归属感。

四、理想的困境：《牧马人》的观念为何在当下难以实践

在阐明了《牧马人》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之后，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浮现出来：既然这部电影能够如此有力地批判精致利己主义，为何在现实中，许灵均式的选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？

（一）“扎根”的社会条件已然瓦解

许灵均之所以能够“扎根”于祁连山牧场，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的社会条件：首先，他有一个可以“扎根”的纯粹空间——集体农场为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，牧民为他提供了社会支持网络。这个空间在不涉及外界动乱的情况下，甚至给人以桃花源之感。其次，他的“扎根”具有制度性前提——计划经济体制下提供了某种稳定性，使得在农村“守着一片土地过一辈子”成为可能。

然而，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型。城市化率突破70%，中国从“乡土中国”迈入“城乡中国”。在土地改革的推动下，土地从农民的“生存根基”转变为可交易的资产，人与土地之间那种世代相承的血缘纽带，被市场逻辑彻底改写。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，每年仍有近千万农业人口进城落户，“离土又离乡”成为常态。

同时，袁剑教授敏锐地指出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，“劳动与知识再结合的危机”日益加深——许灵均式的“劳动疗愈”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与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“再教育”的制度安排，而这种安排在后来的社会转型中被逐步瓦解。

（二）“家国同构”的伦理结构已然断裂

《牧马人》中许灵均的爱国情怀之所以能够与“恋家”连接，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：1980年代初的中国，刚刚经历了“文革”的创伤，正处于“伤痕文学”与“反思文学”交汇的节点上。谢晋的“反思三部曲”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共鸣，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将个人创伤转化为集体认同的情感路径——许灵均的苦难不仅没有被遗忘，还被“升华”为一种对祖国的深情。

然而，当今的年轻人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感结构。陈晓明指出，对于“90后”和“00后”而言，“家国同构”的叙事已经失去了天然的合法性基础。他们成长于一个全球化与网络化并存的时代，国家认同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投射，而是需要被反复论证的命题。与此同时，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使得“家”与“国”之间的纽带变得愈发脆弱——许灵均所眷恋的“家”是一个具体的空间（祁连山牧场）、一群具体的人（郭谝子、董大爷、李秀芝）、一种具体的生活（放牧、劳动、相守）。而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“家”，往往是流动的、临时的、缺乏根基的——他们可能一年换一座城市，三年换一份工作，五年换一个社交圈。

这就是所谓“情感结构的代际断裂”。许灵均那一代人的情感，建立在“土地—劳动—共同体”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；而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结构，则被“流动—竞争—原子化”所塑造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《牧马人》中的“家国同构”伦理，固然能够引发某种乡愁式的感动，却很难转化为真实的实践动力。很多年轻人在永无止境的内卷竞争中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在此过程中甚至可能失去建立深刻情感连接的能力。

同时，伴随着现代女性的觉醒，她们拒绝将自我价值绑定在相夫教子之上，《牧马人》所提供的“家国同构”的情感方案，在此显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。因为在传统家庭结构中，女性的幸福仅仅是运气的产物。《牧马人》中那个以男主外，女主内为基础的“相濡以沫”的家庭图景，固然美好，却很难唤起年轻女性“我也想拥有这样的家”的共鸣。

（三）“劳动”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然转型

袁剑教授在分析《牧马人》的劳动观时，指出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：影片拍摄于1982年，正处于中国从“劳动密集型社会”向“知识密集型社会”转型的过渡期。许灵均的“劳动疗愈”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，知识分子通过劳动来“改造思想”这一路径具有合法性，劳动本身也被赋予了某种道德崇高性。

然而，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，劳动的价值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体力劳动不再是“再教育”的手段，反而意味着“低端就业”和“社会地位的下沉”。不仅如此，知识生产本身也变得越来越“精致利己”——学术论文、科研项目、技术创新，往往被纳入绩效评估和市场交换的逻辑之中。在这样的语境下，许灵均式的“劳动伦理”显得不合时宜：当劳动本身已经高度异化，我们还能指望通过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吗？

袁剑在文章结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：“在劳动与知识已然分离的今天，许灵均式的劳动疗愈是否还有可能？或者说，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，重建劳动与自我价值之间的联结？”

结语

许灵均的选择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“生活方案”，而是一面映照现实困境的镜子。当无数人为许灵均的选择感动时，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，我们要接受如今的异化困局并感叹一句我确实无能为力吗？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奋力挣脱这套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枷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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