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http://www.guanhougan.cc作者:观后感时间:2026-06-17 10:10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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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太平年》观后感:敢死磕赵匡胤,司马浦是个出彩工具人!
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?当遇到大事或难事而犹豫不决时,脑海里会跳出来两个小人儿,一个主张往东、一个主张往西,观点截然对立,思想斗争激烈,最终一方艰难胜出,你才有了决定。看司马浦围绕是否削藩?怎么削藩?杀不杀大将?等重大问题死磕赵匡胤的时候,我就有类似感觉。
司马浦敢于慷慨陈词、直抒己见,甚至突破臣道、不留情面,直白顶撞赵匡胤,不就是赵匡胤脑海里另一个小人儿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吗?这是把赵匡胤的思想斗争过程,用两人言语冲突的方式,直观地展现给观众,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重大决策背后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考量,也见证了他从“武夫军阀”到“有道明君”的思想变化过程。
司马浦历史确有其人,但只有一句话记载:“(开宝三年)三月庚戌,诏阅进士十五举以上司马浦等百六人,并赐本科出身。”(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)。
意思是:北宋开宝三年(公元970年)三月,宋太祖赵匡胤下诏:考了15次进士都没中的司马浦等106人,全部特赐“本科出身”(相当于科考的进士功名)。此后,再无任何记录。
就根据这一条记载,编导结合时代背景和本剧主题进行了演绎放大,累计用了3集约35分钟的时间,把“司马浦”这个纸面人物立体地塑造出来,作为用来诠释赵匡胤决策的工具人,与赵匡胤演了4场精彩的对手戏:
第一场对手戏,司马浦偶遇天子被“特奏名”提拔。赵匡胤在科举考试后,暗访举子聚集场所,被司马浦的出言不凡、傲而不群所吸引,遂约到路边茶摊深谈。
深谈过程中,司马浦用三点进一步打动了赵匡胤:一是从种种细节推断出赵匡胤至少是个军中大将,说明阅历丰富。二是他赞同“兵子做得天子”,说明对宋取代周没有意见。三是他认为做官“当效冯令公,奉天下黎庶而臣之”,说明也是冯道粉丝。特别是后两条,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都与赵匡胤高度契合,领导当然喜欢这样的人,当即被赵匡胤拉到皇宫,成了现场新创的“特奏名”制度(专门优待屡试不第的老考生的制度)的第一个受益者(与历史记载对应),被任命为枢密院承旨,五品官,相当于赵匡胤的军事机要秘书。
这场对手戏戏剧性强,但比较平和,为后面3场火力全开的对手戏作好了铺垫。比如,司马浦丰富的人生经历,决定了他有能力提出终结五代乱世、开创太平的政见主张;比如,司马浦白丁出身、新进朝堂,与朝廷大臣和地方藩镇没有利害关系,心底无私,有胆量说其他大臣不敢说的话,做不敢做的事。
第二场、第三场对手戏,都围绕“削藩”演绎。第二场是公开的,在朝堂提建议;第三场是私下的,与赵匡胤、赵光义兄弟密谈。
针对赵匡胤提出的“朕没钱”困局,司马浦顺势公开建议不能再揣着明白装糊涂,必须下决心“削藩”,行“虚外实中”之策,不然还跳不出“兵强马壮者为天子”的恶性循环。这和赵匡胤兄弟不谋而合。但当时“求稳怕乱”的心理非常普遍,赵光义、薛居正等人也以“非其时也”和司马浦进行了争论,只是赵匡胤没有表态。
当晚,赵氏兄弟召司马浦讨论他俩制定的“削藩三步走策略”,并打算让司马浦具体负责推行,却遭到了司马浦的强烈反对,那场面和水丘公在程昭悦造反当晚训斥钱氏三兄弟差不多,因为赵氏兄弟的策略也不是出于公心、行的不是大道。主要问题有:一是厚此薄彼。先削前朝功臣重将,再削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,区分亲疏远近。二是入人以罪。用指使御史弹劾、有罪推定抓把柄的办法,逼迫藩镇节帅主动上交权力,明显待人不公。三是手段残忍。听话服从的可以留任,不听话的轻的罢黜,重的杀掉,还是五代靠杀人立威的老办法。
面对赵匡胤“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致太平的吗?”的惯性思维和质问,司马浦回答,“前人或有不足,当陛下始之!”“若不能以不杀开此天下之先例,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”。都是振聋发聩的警世名言。
这两场对手戏,在赵匡胤和司马浦的针锋相对中,其实就把赵匡胤为什么要“削藩”?为什么要“和平削藩”?背后的逻辑说清楚了。历史上,赵匡胤削藩第一批先从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下手,“杯酒释兵权”;对前朝功臣重将,服从拥护赵宋的,如符彦卿、张永德等人,采用封高官、加爵位、增俸禄、多赏赐等方式,逐步剥离兵权、调入京城,优待恩养,和平夺权;拒不服从的,如李重进、李筠,赵匡胤亲征镇压,迅速武力削平。
第四场对手戏,司马浦以死谏言赵匡胤,不杀大将王全斌。王全斌攻灭后蜀,立了大功,但又纵兵劫掠、私吞财物、擅杀了3万后蜀降兵,导致蜀地重新叛乱,损害了赵宋威信、影响了统一大业。赵匡胤很生气,百官一致表示要杀了王全斌及其全家。
但司马浦又站出来“唱反调”,提出王全斌的罪,放在太平年景下,该杀。但现在正处于由乱到治的转型期,王全斌的罪,是两百年来(自755年安史之乱算起)乱世滥杀、鱼肉百姓、兵子横行已成习惯的结果,过去大军出征类似例子比比皆是。为此杀了王全斌,不会让他本人和众军心服,反而可能动摇军心,甚至让其他武将兔死狐悲,影响后续统一大业。且只杀一个王全斌,根除不了滥杀陋习,日后换别的将帅出征,类似暴行还会重现。
赵匡胤要治的是两百年的乱世滥杀,而不是王全斌一人之罪,所以就要追根溯源,摒弃乱世“以杀止杀”“以杀制武”的陋习,从不杀王全斌开始,探索“太平之法”,树立不滥杀的导向,建立完善制约武将跋扈、兵子横行的制度,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暴行再次发生。这也与“和平削藩”的逻辑相通。
那司马浦为什么要以头撞柱自杀呢?这是文臣劝谏天子的最激烈、最决绝的方式,被称为“文死谏”。因为赵匡胤是武将出身,多年来已习惯以武力和杀戮树立威信、管控军队,要他风格大变,宽恕了他认为犯下大罪的王全斌,这个弯儿一下子真的很难转。再加上众大臣几乎是一边倒地都顺着皇帝的意思主张杀王全斌,司马浦用讲事实、摆道理的常规劝谏恐怕难以奏效。唯有采用“文死谏”这种极端的方式,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打动赵匡胤和众大臣,把“不滥杀”的新理念刻进他们的脑海,推动其完成从“滥杀”到“不杀”的转变。
历史上,赵匡胤本人就没有想杀王全斌,“念其灭蜀大功,不欲杀”。处理结果是将王全斌贬为闲职(10年后又重新启用),副将崔彦进等人也一同被贬。这样处理,即通过贬官重罚震慑了南征的武将,又留了余地避免寒了武将的心。通过司马浦和赵匡胤的这场对手戏,尤其是“死谏”的方式,说明了赵匡胤处理王全斌背后深层次的考虑,以及做出这个决定之艰难。
实际上,司马浦身上糅合了冯道、王朴、范质、赵普、薛居正等多位文臣的特质,他独到的见解、创新的观点、长远的眼光、宏大的格局,也并非一人智慧。赵匡胤每一项重大国策,本就是与众文官反复商议、争辩博弈后慢慢敲定的,编导将分散在诸多臣子身上的思考与谏言,集中汇聚到司马浦一人身上,由他负责死磕天子,既增加了戏剧性和观赏性,又省去多头人物切换的繁杂,让观众看得更直白、理解更透彻。
综合来看,编导仅凭史书里一句简短记载,便塑造出司马浦这个形象饱满的“工具人”,让他充当解读赵匡胤治国思路的直观载体,这般改编匠心独具、妙手点睛、格外出彩、手工点赞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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